春节前空了一半的城市，只剩车还认得路

腊月廿六的傍晚，我从城西开车回东郊。往常要堵四十分钟的路，那天二十分钟就到了。红绿灯还在按部就班地跳，路口的煎饼摊却收了，卷帘门上贴着一张手写的纸条，说初八回来。街边的店铺关了大半，只有几家便利店亮着灯。车流稀了，像一条河突然退潮，露出宽阔的河床。我把车窗摇下来一点，冷风灌进来，能听见轮胎碾过路面的声音，平时被喇叭和引擎盖得严严实实。这座城市空了，车反倒显出了本来面目。

平时开车不是这样的。平时开车是跟人较劲，跟前车较劲，跟加塞的较劲，跟红灯读秒较劲。方向盘握得死紧，右脚在油门和刹车之间来回挪，眼睛盯着前车的尾灯，生怕它突然亮起来。那时候车是工具，是壳子，是你在这个拥挤世界里占住的一小块地盘。你坐在里面，骂前面的车慢，骂旁边的车挤，骂行人乱穿马路。车把你包起来，也把你跟别人隔开。你忘了它其实是一台机器，有发动机，有变速箱，有四个轮子，能跑。

空下来的城市里，车变得不一样了。我拐上一条平时不敢走的小路，路两边是梧桐树，叶子掉光了，枝丫在路灯下投出影子。路很窄，刚好够一辆车过，要是对面来车，得有一个退到路口去。那天对面没来车。我开得很慢，二十码，车窗外的围墙一段一段往后退，围墙上刷着“拆”字，有的刷了好几年，红漆褪成粉色。车里的暖气烘着，收音机在放一首老歌，我忽然觉得这辆车挺好的，它载着我穿过一条又一条空巷子，像一条鱼在水草间游。

车这个东西，说到底还是跟人有关。城市里车多，是因为人多，人要上班，要接孩子，要赶饭局，要回老家。车是人的延长，是人的腿，是人的面子，是人的急。你开什么车，怎么开，开去哪儿，都在说你是谁。可人一走，车就露了馅。停车场里那些落灰的车，罩着车衣的车，轮胎瘪了一半的车，它们安安静静停着，像在冬眠。你从旁边走过，不会多看它们一眼。它们不堵你，不抢你的道，不按喇叭催你，你反而觉得它们有点可怜。

我想起小时候，我爸有一辆二八大杠。过年回老家，他把我放在前杠上，我妈坐后座，骑四十里路。那时候路上车少，偶尔过一辆拖拉机，突突突冒黑烟。我爸说，等以后有钱了，买辆摩托。后来摩托有了，再后来摩托换成面包车，面包车换成轿车。车越换越好，路越修越宽，可是开车的人越来越急。我爸现在开车还骂人，骂完又说，不急不行啊，路上全是车。他忘了当年骑自行车的时候，路上没什么车，他也不急。

我开到小区门口，保安亭里亮着灯，保安在打瞌睡。栏杆抬起来，我慢慢滑进去，停好车，熄火。发动机停了，车里一下子静下来，能听见自己的呼吸。我坐在座位上没动，看着仪表盘暗下去，方向盘上的皮套磨得发亮。这辆车跟了我六年，跑了八万公里，去过海边，上过山，在高速上爆过胎，在雪天里打过滑。它没说过一句话，可它哪儿都去过。我推开车门，冷空气扑过来，回头看了一眼，车灯闪了两下，锁上了。明天它还在这儿，后天也是。等春节过完，人回来了，路又堵了，它又变成那个壳子。可现在，它是一辆车，安安静静停着，像个跑了很远的人，终于能歇一会儿。